境界论的特点在于心灵与形体的统一，而实体论与实在论的特点则在于二者的分离。

仁是人的最高德性，是从天地生生之德或天地生物之心而来，人之所以尊贵，就在于有仁，而且能自觉其为仁。其二是人类之爱，即所谓社会伦理（在这两个方面，儒家提出了许多伦理原则）。

[11]《中庸》第二十二章。用理性主义方法论证信仰主义，这并不奇怪。人与万物的区别，只在于人能推而物不能推（程颢语），推是由己及物的推理，也就是思。正如许多学者所说，这一学说要求人与自然保持和谐统一。从孔子（老子更不用说）开始，天已经从宗教神学的上帝转变成具有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的自然界。

因此，所谓理性化的说法并不全面，应当加上工具化。三 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最深层的含义在于，作为人类生命和价值之源，它本身不仅是一生命体，是生命的流行发育过程，而且是靠人来实现的，人才是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承担者、实现者。《乾·文言》说：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，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

所谓顺性命之理，就是指人而言的，但性命之理，就其根源而言，又是与阴阳、刚柔有联系的，这种联系正是从生命的意义上说的。应当说，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天人关系问题在《易传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，中国哲学思维的有机整体性特征在《易传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。这类问题只是顺便说说，不在本文讨论之列）。所以，人的问题始终是它所关注的。

但是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究天人之际，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形成了大致相同的思路。有敦厚的仁德，便能爱万物。

* 原载《周易研究》2000年第1期，第9‒17页。之所以如此，就因为天即自然界，是一切生命之源，也是一切价值之源。只有在人与自然相适应、相谐调的情况下，才能创造出人类文明，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，从而出现天下文明的景象。《系辞传》与《说卦传》都讲到三材之道，将天、地、人并立起来，视为三材，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，这足以说明人的地位之重要。

易就是生，这也是一个分析命题。但是，《系辞传》虽提出了三材，却没有说明三材之道是什么，《说卦传》回答了这个问题（由此或可说明《系辞下》与《说卦传》的先后问题，即先有《系辞下》而后有《说卦传》。裁成决不是对自然界实行制裁、控制或任意改造，以满足人的欲望，以显示人的成功，而是裁度以成之，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过程。正好相反，人在获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，更要裁成、辅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，从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。

一是指当时人们所能观察到的宇宙空间，似与天文学、宇宙学有关。这就是《易传》讲三材之道的义蕴所在。

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。这里重要的是，人的仁义与天地之阴阳、柔刚是一种生命的进化关系，而不是简单的横向关系，它说明人性是不能离开自然性的。

《易传》用乾、坤二卦代表天、地，天、地便代表了自然界。实现了天人合一境界，对自然界的万物自然能充满爱，因为人与万物是息息相关的，人的德性就是以完成万物生长为其目的的。《易传》所说的大人圣人，就是实现了这种境界的人。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？经过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。这里，天确实有一种神圣性，人对天有一种敬畏感，人的宗教情感在这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表现。一是天对人而言，是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。

大地上的万物多是有形的，可以感觉到、触摸到，故以柔刚概括之，有些则是就其性能而言的，即具有刚柔之性，现代科学与哲学所说的刚性材料与之也有相近的意思。人虽然继之而有善，但能不能成为人之性，还有待人自身去完成，这却是人自身的事情，不是继之而为善就算完事了。

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。地与天相对而言，指人类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，它是人类赖以存在的家园。

那么，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于，《易传》已经自觉地意识到，人与自然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生命联系，而不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。所谓天人合一境界，就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，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。

周敦颐在其《通书》中，专门设立理性命一章，进行了发挥，其他理学家也都视之为重要范畴。人们把这种有机整体观说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，但这种和谐统一是建立在《易传》的生命哲学之上的，这种生命哲学有其特殊意义，生态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当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，即先有《说卦传》说明三材之道，后来的《系辞下》不必再说了。《易传》虽讲普遍的道德理性，但也不能归结为泛道德主义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，它既讲仁，同时也讲知，是仁知并重、德业并进的。

），德与善都是说明生命价值的，也是对人而言的，其实现则在于人。这是《易传》讲天人之学的真正目的。

这个价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。天地之所以为天地，就在于生，所谓变化之理、易简之理，说到底就是生生之理。

《易传》论天人之际，其奥妙就在这里。三者不易，即认为易虽讲变化，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，这也可以说是以不变应万变。

命真正是连接天人的自然目的性之所在。这正是《易传》所特别强调的，也是《易传》哲学的特殊意义之所在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说，易以道阴阳，就是对阴阳普遍性意义的认识。也就是说，周易不是一般的讲世界的辩证法，也不是一般的讲宇宙模式，而是落在生命上，所谓乾坤、阴阳、变化等等，都要落在万物化生[3]上，最终落在人的性情、性命上。

但是《易传》认为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离开自然界，且只能在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去创造、去完成意会与言传的关系问题，确实是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的一个长久不衰的根本性问题，影响之所及，不限于哪一派、哪一家，更不限于哪个门类与学科，它与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有关，与中国人追问世界与人生的意义有关。

因此，20世纪又发生了语言学转向，这一转向把许多哲学问题直接诉之于语言，但其中除了所谓语言本体论之外，大多数哲学家似乎仍然集中于语言分析及语言的意义问题。说实在的，近代以来，我们惯于用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，惯于用西方哲学的模式找出中国哲学的所谓本体论、认识论、方法论等等（文化问题也是一样）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语言自有其地位与作用，但只是工具与桥梁。但在近代以来，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学者中，只有极少数人关注到这一点。